1938年1月，余乐醒回到长沙筹备军统的临澧特训班，戴笠派遣了一些大特务到这个班工作。包括谢力公、王崇五、陆遂初、王班联、贺元、徐永年、吴景中等人，这些负责人大多曾留学苏联，并最终叛变。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余乐醒和这些人一样，都是曾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过的，但他们没有重新归队，而是加入了蒋家特务系统。 大家都知道，蒋家特务系统的组成远不止军统和中统，还有复兴社特务处、南昌行营调查课、别动总队等。在军统和中统之前，戴笠曾负责复兴社的特务工作，而吴敬中等人最初加入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，后来合并进入军统。 有一位军统局的上校副处长徐远举，因为某次行动失败，受到了上司程一鸣的批评。愤怒之下，徐远举回应道：我不是叛徒，想找我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！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做事的，不是其他地方并进来的！这个言辞犀利的反击让程一鸣陷入了尴尬。沈醉作为总务处的少将处长，知道程一鸣的背景。程一鸣早年曾是中共派到苏联的留学生，回国后因革命低潮而叛变为蒋家的特务，并最终加入了特务处。
展开剩余48%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六位叛徒教官： 王崇五在1924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他与余乐醒和吴敬中不同，早在1929年就因被捕叛变。完成临澧特训班教学后，他转入地方工作，曾任济南市市长。由于他擅长逃脱，解放军攻占济南时，他成功逃脱，之后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。然而，台湾生活艰难，他无法再担任官职，只能过着混日子的生活。 陆遂初和他的弟弟陆独步在1939年被特务处逮捕，最终全都叛变。陆遂初被劝降后，不仅供出了弟弟，还成为了特务处国际股副股长。抗战期间，他在军统多个特训班担任教官，并曾在中美合作所任情报组长。1946年，他被送往美国深造，学成归来后，发现蒋家已败退到台湾，特务人数多得无法再找到工作，最终只能与谢力公一起混吃等死。 陆遂初叛变后先后担任特务处副股长，还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。王班联是主动叛变的，他原本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军人，后来因不适应艰苦生活选择投靠康泽的别动队，成为政治指导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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